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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林江丨香港经济:下一个机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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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201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0周年。在过去20年里,香港经济加速与内地经济融合,近年来经济增长维持在2%~3%左右,就业情况也比较乐观。回归以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巩固,法治原则得到坚持和彰显。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估结果,至2016年,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22年蝉联全球榜首。

然而,香港经济依然相当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波三折,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情况也不能轻视。在笔者看来,香港经济未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周边省区特别是广东省的融合程度,而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将考验香港特区政府和港人的智慧和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这一概念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

说起“大湾区”,人们自然想起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这3个连接海岸线的湾区都是国家级的经济、文化核心城市群区域:东京湾区聚集了丰田、索尼、三菱等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旧金山湾区聚集了苹果、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纽约湾区则聚集了一大批金融机构,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金融心脏地带。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指构成珠三角经济区的9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佛山、肇庆和江门,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由这“9市2区”所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将有机会建设成为与东京、旧金山和纽约相提并论的城市带。

湾区经济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要塞,拥有香港、深圳、广州这3个世界级大港口,地域面积覆盖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6000万。尽管该区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1%,人口数量不足总人口的5%,却于2015年创造了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3%的傲人成绩。可见,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对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整合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和产业资源,应对全球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以及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深远意义。

香港作为国际著名的自由港,长期与欧美经贸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着频繁的经济交往。而澳门则主要与葡萄牙以及葡语、拉丁语国家有着密切经贸往来,既是世界级休闲旅游中心,也是中国与葡语和拉丁语国家之间重要的商贸合作平台。港澳无疑都充当着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国际的枢纽角色。在珠三角地区,随着港珠澳大桥即将落成通车,世界级城市群将拔地而起。

 

三大着力点

要成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涉及“一国两制”下港澳和内地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法律乃至货币体系,还涉及港澳两个独立关税区以及属于内地关税区管辖之下的广东省。在广东和港澳加强经济合作与融合的过程中,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又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笔者认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着力点应聚焦以下几个领域:

          一、在创新金融与特色金融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从全球金融的视角看,香港自然首先要扮演好“纽伦港”的角色,即成为紧随纽约、伦敦之后的国际金融中心。2016年以来,香港在“纽伦港”中的地位不时受到新加坡的威胁,一些人认为“纽伦港”已被改写为“纽伦坡”。因而,香港要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必须紧密联系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在境外最重要的上市融资中心、中国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以及资产管理中心。

至于广东省,则要在自贸区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发挥好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作为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的实体经济作充分对接,让共享经济条件下共享金融的投融资方式得以推广和应用。此外,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所需要的特色金融,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如果得以大力发展,则完全有可能把航运业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重资产行业变为轻资产行业,以金融为手段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华丽转身的图景将变得清晰可见。

当然,广东省若要在金融创新和特色金融的发展上取得进展,离不开香港的金融人才、技术、管理等资源的支持。最近,中央已批准南沙成立商品期货交易所,再联同深圳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中心、广州比较成熟的商业银行中心,以及澳门和珠海的债券市场、资产管理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可能打造成为:建基于传统商业银行之上的“中国版纳斯达克交易所”和创新金融、科技金融中心。

         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实际上,港珠澳大桥的融资和建设就涉及港澳与内地合作提供公共产品这一需求。粤港澳的跨区域合作范围广泛,涵盖共建道路、共同保护环境、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区域财税制度协调,等等,这就需要设立一个如“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治理委员会”这样的“超政府”机构来代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一些职能。

三、基于互联网产业的多元化,粤港澳三地需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以认真回应来自长三角等地区的挑战。目前,深圳已经孵化出大疆无人机、翎客航天、光启科学等一批硬件科技企业。据报道,大疆无人机的市场估值已超过100亿美元。此外,就产值而言,深圳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其在珠三角地区的湾区气质也日渐体现出来了。

但同时也要看到,深圳面临着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互联网城市的激烈竞争和挑战。不难想象,上述城市的所在地区,如果能在区域政策协调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话,则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互联网产业规模上,所迸发的能量都不容小觑。可见,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广州、深圳3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珠三角地区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百度、阿里、腾讯)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企业,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从而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香港的作用无可替代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香港的角色至关重要。港澳两地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货币制度、法律制度甚至交通规则都与内地全然不同。从近期香港对于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发展新界东北的争议中,不难看出部分港人对于“港深同城化”“粤港融合”等提法有所保留。在香港民间还没有形成共识的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难以最大限度地取得港人的理解和支持。

近年来,香港被周边城市边缘化的说法甚嚣尘上。2016年深圳的GDP约2800亿美元,香港约为3100亿美元,两地相差仅300亿美元。如果不是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有7%左右的贬值,深圳的GDP完全有可能已经赶上香港了。这是否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须看香港的“脸色”行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在当前欧美国家反经济全球化的思潮背景下,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新形势下,我国对全球贸易量增长持续低迷的态势不应掉以轻心。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将在中美贸易新的博弈格局中扮演着缓冲区的角色,国家更需要强化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香港毫无疑问将是区域经济的龙头。

既然香港的作用无可替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又势在必行,那么,该如何通过粤港融合发展为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港人释放出更多的商贸投资和就业机会呢?目前,广东自贸区已专门开辟香港创业园区,鼓励香港年轻人到南沙、前海自贸片区创业,如果项目进展顺利,将会为香港年轻人向上流动提供另一种选择。

 

粤港澳的互补与对接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涉及一个平常比较少被讨论的问题——港澳关系。在2005年中央开放内地居民到港澳地区自由行之前,赴澳门旅游的香港人士占澳门外来游客总量70%以上。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数量一度超过香港游客。然而,随着近年来内地收紧对澳门自由行的政策,内地游客数量减少,澳门对香港游客的需求随之上升。由此可见,港澳发展密不可分,如何构建良好的港澳关系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议题之一。

7年前,笔者曾做过关于港澳经贸关系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英国计量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开创的一种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办法——编者注),结果发现,香港是澳门经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澳门并不是香港经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可以简单理解为香港对澳门经贸发展的影响要强于澳门对香港经贸发展的影响。可见,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香港、小澳门”的思维定势并不容易。另外,中央政府近年来对澳门的定位,一是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二是希望澳门实现产业适度多元化。由于澳门地处珠江西岸,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中心,要把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力辐射、外溢到珠江西岸乃至粤西地区,就必须借助澳门作为“二传手”和“缓冲区”,故香港强化与澳门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发挥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

香港要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还必须让香港与深圳作充分的对接,实现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步伐。创新驱动最早由“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通常会经历4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前3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般伴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而第4个阶段则是个转折点,可能由此开始衰退。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源头,一是来自大学和科学院的科学新发现所产生的原创性创新成果;二是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且进行创新。

基于这一理论看,香港拥有多所世界名校,也有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善于把应用技术转化为商业化使用的机构;而深圳则背靠珠三角地区,善于把庞大的制造业资源和民间资金相融合。如果香港能与深圳进行无缝对接,再通过当前拥有制度创新优势的深圳前海自贸片区进行融资模式、营销模式的创新试验,取得成功后推而广之,这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不是其它城市和地区所能比拟的。

平心而论,香港的最大优势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对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及企业拥有无可替代的吸引力,其劣势则是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而实施创新驱动的突破口无疑是制度创新。为此,香港需要检视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2015年,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的成立,标志着香港特区政府在协调科技创新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在广东省内,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政府仍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以及尚未完全按市场进行相应的职能转变和适应等。

不难预见,港深两地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进行充分对接的前景相当广阔,通过与深圳的融合和对接,也可以进一步夯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两地携手,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像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中心;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物流、科技、旅游等产业和资源,港深将有机会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中耀眼的“明星城市”。

 

不容小觑的挑战

 

当然,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香港面对的挑战也不容小觑。例如,在充分发挥湾区内各城市经济优势互补作用的同时,各城市间的人才应该要实现自由往来,甚至可以在不同城市定居和工作。但如此一来,对土地面积狭小的香港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包括推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房价超出普通香港人能负担的水平。在一般香港人的眼中,现在有能力在香港购房的都是非港人,其中很多是内地富裕人群。设想一下,在大湾区超过6000万的人口当中,只要有1%的内地人有兴趣又有能力到香港购买住宅,这对香港房价和香港人心理的冲击都是不难想象的。

房价持续攀升并非香港独有的问题。纵观世界范围内大湾区的发展现状,例如,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在美国就一直独占鳌头,在南部圣荷塞买房子所需支付的首期,就足以在美国其它城市购买一整座房子。同样,纽约湾区的房价也长期位居美国城市房价的前列。

香港在大湾区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形。如果内地的精英专才大量前往香港发展,而香港普通的就业人口却不太愿意北上,那么,他们最终就有可能面临失业或工资收入显著下降的情况,由此将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可见,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过程中,的确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香港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大湾区的建设,与包括深圳、广州在内的内地城市进行充分的融合与对接,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和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地区的制度优势,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审时度势,通过深化与东盟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以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在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扮演龙头城市的角色。与此同时,香港还需要与澳门、珠三角9市乃至整个广东省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和协调关系,必要时共同组织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治理委员会”,以应对众多跨区域的治理议题。最后,香港特区政府还需要在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引导香港市民全面认识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机遇与挑战,引导市民大众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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