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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王则柯:与陈寅恪先生做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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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金墨屋正面和陈寅恪先生坐像(作者供图)


        来到中山大学康乐校园的朋友,多半都要到“大钟楼”格兰堂南面的“陈寅恪先生旧居”看看。陈先生的伟大,何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幢房子原来叫做麻金墨屋,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由美国芝加哥的麻金墨夫人(Mrs. N. F. McCormick)捐建给岭南大学的教授住宅楼。两年以后麻金墨夫人又捐建了一座住宅楼给岭南大学,所以原来的这座后来又称为麻金墨屋一号。


        陈寅恪先生来到这里居住的时候,这幢住宅编号为岭南大学的东南区一号。按照内地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以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理科和私立岭南大学的文科、理科为主要班底,在私立岭南大学原址,组建了新的中山大学。新的中山大学沿用岭南大学关于学校房舍的编号,所以,陈寅恪先生在这里居住的时候,这幢房子一直都叫做东南区一号。二十世纪末,中山大学按照大致上从东到西的原则,重新为学校房舍编号,麻金墨屋一号成了“东北区309号”。按照这种沿用至今的编号,学校房舍已经完全由它的编号确定,前缀的东南区、东北区、蒲园区等等,成了大体上可有可无的辅助性的位置说明。


        所以,陈寅恪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虽然跨越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两个时代,麻金墨屋一号一直都叫做东南区一号。陈先生入住的,是东南区一号的楼上,楼下居住的,是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周寿恺教授。“院系调整”当中,以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原岭南大学医学院为班底组建了中山医学院,后来叫做中山医科大学。因应这一变迁,周寿恺教授在两年以后迁居到了中山医学院所在的广州市东山地区。也是在这时候,我们家从原来的西南区十一号楼上迁入东南区一号的楼下,与陈寅恪先生一家上下为邻,前后差不多有十五年时间,直到“大革文化命”期间相继被逼迁出去。
 

        听说两家有邻居关系,我的策划导师要我从邻居孩子的角度写写麻金墨屋一号的人和事。这让我非常为难,明摆着要沾名人的光嘛。何况,在我们家搬进这里以前,我已经住校,开头几年只在周末和寒暑假才会住在这里,后来到北京求学和在上海工作,更只在少数几次寒暑假回来。这样算算,我实际住在这里的日子,合共不到两年,十分单薄,更不用说我很不善于交际了。


        于是我推托说,当年我连我们家要从西南区搬到东南区都不知道,而且至今我讲不全陈家各位的名字,一定要我讲麻金墨屋的话,我只能讲一点外围和楼下的琐事……想不到这就给逮住了:“你就写写这些,听来也很有意思。”


        好吧,我写写看。至于住宅名称,用现在的“东北区309号”,有点不伦不类。用当时的“东南区一号”,倒是合适的。不过既然要使用历史名称,个人偏好,干脆就用最当初岭南大学文献中的“麻金墨屋”,“一号”也省去。虽说两家做邻居差不多十五年,我在这里却只住了大约七百天,而且都是放假时候,名副其实应该叫做闲居。


(一)迁居麻金墨屋


        195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时分,我从广州越秀山脚寄宿的中学回到中山大学西南区十一号,门上看到妈妈留给我的一个条子,说我们家已经搬到东南区一号了。这次搬家对我来说,只是遇到的一个事实,事先完全不知道。妈妈把一切都打理好了。


        东南区一号比西南区十一号大了不少。不过,因为原来都是按照整幢房子给一家人住那样来设计,所以房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好用。

 

麻金墨屋侧面(作者供图)


        麻金墨屋的正门朝北。变为两家合住以后,原来的正门归楼上的一家专用,南面原来的后门就成了楼下一家的大门。楼下家另有一个“西便门”。因为父亲上课的教室在西边,我看到过他中午下课回来满身粉笔灰走这个门回到家里,就容我从这个门开始介绍房子吧,虽然我已经回忆不起来,寒暑假和周末,父亲怎么还会上课。


        西便门进来,是我们家的厨房。厨房有两个灶,一个烧柴,另一个刚刚改为烧煤。厨房之后,右边是卫生间和浴室,然后经过左边一个小小的保姆间,就是饭厅了。饭厅再过去,是东西两边都是一对大木门的房间,充作主卧室,房间南边是一个大窗户。主卧室再过去是会客厅,南边有两个门,东面是窗户,东北角是壁炉。会客厅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圆形无掩的门,通向主人的书房,书房北面的窗户,隔着草地正对学校的大钟楼,采光相当好。


        卫生间浴室、饭厅、主卧室和会客厅的南面,是一条比较宽的走廊。在我们迁入之前,走廊的西端已经用木板隔成一个颇大的房间,西端靠墙放一张大床。走廊的东头,有一张可以坐两三个人的吊椅,弟弟喜欢在那里晃荡。


        因为只有父母亲、弟弟和保姆常住,房间算是够用的。我周末和放假回家,就和弟弟睡在一起。但是和我一样寄宿读中学的姐姐回来,睡哪一个房间,却再也想不起来,更不用说在北京读书的哥哥姐姐放假回来是怎么安排的了。足证我很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二楼布局怎么样,我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陈寅恪先生旧居陈列馆”开放以后上去看过,才知道一些的。楼上应该比楼下好,特别是楼上有门廊,有阳台。但是从会客厅和书房看,我倒是觉得楼下的比较考究。恐怕这是原来就设计在楼下工作的缘故。

 

陈寅恪先生故居(图片来自中山大学图书馆)
 

        除了楼上楼下,麻金墨屋还有一个地下室,大体上在走廊西半的位置,开口朝西。尽管地下室还是有一点点窗户的,却仍然阴森,所以只是用来堆放一些很用不着的杂物。几年以后我从北京回来过暑假,曾经在地下室发现一套半精装的“毛选”,如获至宝。后来知道是一位轮船大副暂存在这里的物件,那当然不好割人之爱。另外一个因素,是那三卷半精装的书,对一个学生来说,显得太重了。地下室对出去西面地方,有两个独立但是连排的小房间,其中一个有蹲厕,那时候都用来堆放柴火。


        住在楼下,不免种花弄草。用自来水浇灌花草,会非常奢侈。好在不久我就发现,地下室西半对开,地面上有一片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面有一个正方形的盖子。揭开重重的盖子一看,下面竟然是一个不小的“水库”,而且一点儿异味也没有。后来听一位老岭南说,早先岭南大学没有自来水,靠的是三口大水井。除此之外,一些房舍还建有储藏雨水自用的地库。我们住进去的时候,自来水早就有了。不知道那是不是原来用来接水的地下水库。


(二)邻居和客人


        住到麻金墨屋以后,从两位并未失联的小学玩伴口里,我头一次听说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打听陈寅恪先生的传说。虽然这个传说一直未能坐实,校园里对陈先生非常崇敬却是事实。


        前面说过,我是周末回来才知道家已搬迁了的。不过妈妈也给我说了个大概,并且指着厨房里的一篮鸡蛋,告诉我那是楼上陈师母送给我们的,欢迎我们入住他们楼下,从此就是邻居。后来,我们家买了一部“六灯”电子管收音机。麻金墨屋早先就架起了天线,陈师母让我们接线过去与他们共用那天线。

 

麻金墨屋一号旧照(图片来自中山大学新闻网)


       父亲王起季思,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其时兼系主任。房子大了,客人来访也方便些了。学生和一般客人来访,父亲都在会客厅接待。关系比较密切的客人,则有可能留下来一起吃便饭。在我们家所有房间里面,采光最差的就是饭厅。不过我们作为子女,也只有父母留客吃饭的时候,才会多少有点正式地面对客人。比较特别的是董每戡先生,我记得的就有两次,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过来搬一张椅子就坐在我们饭桌旁,与我们父亲聊着什么,等我们父亲吃完饭一起乘车进城看戏。他们都是广东省戏曲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同乡军官带着两三位女兵来访。军官高大,同样那么高的女兵就显得更加高大,都让我仰望。父亲问军官怎么不戴眼镜啦,军官回答,一直带兵打仗,近视也就没多少了,很是意气风发。原来,他们是部队的一支女子篮球队。


        一个周末,父亲在家里接待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女性汉学家。印象很深的,是汉学家的汉语讲得比我父亲好很多。我能够听出来的,是他们在饭桌上还彬彬有礼地谈了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另外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诚心诚意劝说客人尝尝他自己喜欢的五彩皮蛋,汉学家却一直婉拒。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庶务科的职员拿了十五元钱给我母亲,说是接待外宾的费用。母亲不解,说家宴怎么还要公家付钱。那时候刚刚“向科学进军”,搞了教授评级,教授的薪水比较高。


        还有一桩事情并非目睹,只是周末在饭桌上听说。原来,父亲前一天接待过的一位外宾明明当天没有走得了,次日上午来的报纸上却报道他已经(如期)回国,还有名有姓地写了一位官员陪行到机场欢送。妈妈问明明没走怎么写他已经走了,父亲说大概用了预先写好的新闻稿。想不到报纸的新闻原来可以这样预发。这对我这个初中生,真是大开眼界。


        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教条主义一时颇为时髦。父亲在饭桌上告诉我们,一次他跟东欧来的一位学者在客厅谈起反对教条主义,就指着客厅的壁炉说,我们学校的老房子都是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人在广州这样的亚热带地方设计住宅,也不忘记壁炉,就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例子。那段时间,外事接待是比较多的,外宾飞机来飞机去。有一次妈妈问外宾来访是谁出钱,父亲说如果外宾太穷,也可能我们出。
 

(三)风雨之前


        夏承焘先生来访,是父母亲的一件大事。我虽然没能躬逢其盛,事后依然知道不少。那天我回到家里,看到饭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副装帧考究的对子,几乎顶天立地,而且碎金泛光。对子写的是: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那气派很有感染力,一下子让我觉得一直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其实妈妈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并且教过书。后来弟弟告诉我,那对子是妈妈出面请夏先生写的,夏先生还向我们妈妈问实其中的一个字。

夏承焘先生(图片来自《夏承焘教授纪念集》)


        夏承焘先生是父亲的好朋友。抗战时期,他们在浙江大学龙泉校区共事,条件非常艰苦,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只布帘相隔。


       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次访问,时1957年1月,摘录如下,其中,祝南乃词友詹安泰教授的字,子植即温州籍历史学家刘节教授。除了15日的摘录我加了一个“晚”字以外,其余全部是原文的文字,原文的小号字,概以圆括号标示:


五日,广州之行,今日首途。中文系同行者惟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张仲浦君。
七日,九时半车到广州。午后与季思访黄海章,访陈寂圆。
八日,夕与季思行珠江滨,谈江西诗派。夕八时祝南来,集季思家,谈李煜词。董每戡来,三十年不见矣。容希白(庚)来,二十年前通函,从未识面。
九日,晨过每戡,谈温州戏和琵琶记。八时半与季思、仲浦访陈寅恪先生,唐晓莹夫人出应门。下午参加中文系科学讨论会,学生多问予到未。夕祝南来,示论李煜一长文。晤商承祚(锡永)。夕季思招饮,散后容希白招过其家久谈,至十一时。
十日,晨与子植访商藻庭先生(衍鎏),年八十二,尚健步如五十许人,今日唯一探花矣。午子植招饭。午后中文系经验交流会,予发言两次。夕容希白、商锡永、子植、祝南招饮于利口福,旧十三行路,啖顺德客家菜,甚可口。归过希白处,祝南试工夫茶,看希白所藏书画,夜深方归。
十一日,八时季思导游越秀山、中山纪念堂、镇海楼、广州博物馆。午啖盐焗鸡极美,买石湾陶瓷。陈寂圆送赠诗来不遇。冼玉清来不遇。梁方仲送曲滢生韦庄年谱来。夕许崇清校长宴客,遇冯乃超、陈序经两副校长,八时散。
十二日,八时在中文系讲“词的特征”一小时半,听者五六十人。午后一时每戡、祝南邀同仲浦及武昌杨潜斋乘船至海珠桥,乘车至西街陶陶楼茶聚。中大中文系助教、学生集季思家,邀余谈诗词,深夜方散。
十三日,晨过玉清。九时过子植家茶聚。午饮季思家,是其五十三岁生日。属写一联曰: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其夫妇二三十年前故事。午后每戡、祝南会谈于季思家。
十四日,晨与祝南、汪君金光游黄花岗,气魄雄伟,拍一照。走至沙河,吃“抄河”,粉条也。过烈士陵园。午后游荔枝湾,坐舟出珠江至海角红楼折返。夕季思夫妇招看粤剧搜书院,粤伶红线女甚负名。
十五日,【晚】七时半,中大助教研究生集于季思家,邀予座谈,所问皆词学。十一时散。
十六日,晨过子植,写诗赠寅恪先生。与子植入城,过师范学院附中,访岑仲勉先生,七十三岁,尚甚康健。午饭季思家。季思谓寅恪先生甚爱予赠诗,属写一直幅付装璜。午后上楼辞行,值其午饭,立谈数语即别。今日离广州,三时上火车。五时途中见山水奇丽。枕上成一诗。
十七日,八时余过株州,见冰花满树。作水调歌头一章,别寅恪诸公。
十八日,晨六时余火车到杭州,分乘人力车,返体育场路。自离杭往广,往返恰二星期。


        这次夏先生来访,极一时之盛。三个月以后的4月1日,广州京剧团来中山大学演出,演出以后,演员与教授欢聚一堂。陈寅恪先生非常高兴,写了三首绝句,送“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陈寅恪的诗和三位教授的奉答之作,均刊登在其后的《中山大学周报》和《南方日报》。


(四)从鸣放到反右


        夏承焘先生来访与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演出并且和教授们欢聚,都发生在内地知识分子那段比较起来几乎最好的日子。朝鲜停战以后的最初几年,大陆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是比较快的,居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生活方面,1955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让知识分子享受到比较宽松的“早春天气”。后来因为翻阅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才知道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比起抗日战争以前还有差距。
后来就是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整风了。5月底,《中山大学周报》头版头条刊登学校领导召开系室主任座谈会征求对学校领导工作的意见,首先报道的,是:“王起教授说:领导用人首先考虑党团员,其次是所谓积极分子,最后才到一般教师。留助教、派留学生也如此,如提出的是党团员,立刻批准,否则再三考虑。工资调整,系主任曾提了些意见,但最后通过时系主任没有参加,系主任没有决定权,致明知有错亦无法纠正。”“根据年轻党员的反映来评定全系教师学术地位,安排薪级,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对老专家老教授不够尊重,不够信任,偏听年轻党团员的话,是造成党群间一道墙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情况,我认为要……”


在此前后,父亲与另一位教授一起,自己申请把已经领了几个月工资的教授二级降为三级。

詹安泰先生(图片来自《詹安泰文集》)


        不久,教育部安排几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些教授集中青岛,编写汉语言文学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为期一个月。父亲和詹安泰教授在受邀之列。那是一段从鼓励“大鸣大放”到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日子,父亲关心学校和广州广东的情况,命我几天一次把广州的报纸寄到青岛给他看。青岛还没有回来,就知道了詹安泰教授和董每戡教授,主要因为在省政协会议和陶铸来校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消息。从此校园萧杀,弦歌不再。


(五)麻金墨屋绿地


        麻金墨屋北墙攀藤,草坪很大。草坪的西侧,是几乎完全阻隔视线的茂密树林,乔木灌木都有,品种颇多。特别是西沿有一片茂密高大的“黄金间翠”竹子,北风强劲的时候,碗口粗的老竹竿相互摩擦,会发出威严的嘎嘎声。靠近房子东墙,有两株高大的白玉兰和两株高大的柳叶桉,还有一些灌木花卉。我们曾经在桉树和东墙之间拉起绳子,挂网打羽毛球。麻金墨屋草坪南边靠西的地方,是一棵很大的樟树,往东去一点,则品字形地长着三棵很高的白千层。我读初三的时候,迷恋上收音机,以为天线越长,接收的无线电信号就越强,曾经买了铁丝和绝缘子,爬上那白千层,在白千层和房子西南角之间,拉起一条超长的铁丝,充作我那可怜的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虽然是矿石收音机,在状态好的时候,却能够带动同学送给我的“直推式”纸盆喇叭,发出声音。

 

作者家人在麻金墨屋草坪合影

(左起为作者母亲、三叔、父亲、四叔,约1956年前后)
 

        岭南大学多数房子的屋顶都盖瓷瓦,但在我们居住那段时间,麻金墨屋的屋顶却还是裸露的水泥表面。另外,岭南大学多数教授住宅的草坪都有完整的绿篱,麻金墨屋的草坪却没有绿篱围着,外人可以在完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走到住宅的墙根。陈寅恪旧居陈列馆开张的时候,传出一种说法,说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让最好的教授住麻金墨屋一号。恐怕并非如此。

 

本文作者王则柯老师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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