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顶部
   

最新推荐

当前位置: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 媒体报道 >> 正文内容

【人民论坛】王曦: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缘何兴起

【字体: 】【打印文章

        2016年,两个黑天鹅事件令人目眩舌结。其一是在民调中遥遥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选举中以232对306票的劣势败给唐纳德·特朗普;二是同样在民调中并不被看好的英国脱欧公投,最终演变为脱欧的现实。最早遵循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两个国家在今年近乎同步迎来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成为三十年多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思潮的反面案例。

 

新自由主义遭遇重大打击,步入黄昏

 

        新自由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一套理论体系,其发展历程几经波折。1929-1933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大萧条”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引发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强烈否定。在接管萧条中的美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实施了所谓的“三R”新政: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其实质是倡导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此后四十年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时期。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的泥淖。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并强调贸易自由化、全球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等主张,反对政府干预。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主流。

        新自由主义确实在危机泥潭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国家,并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相伴而来。随着经济取代了政治,“管制”(Governance)取代了政府(Government),政治正确取代了政治论争,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代表的旧精英,以及互联网IT产业的新精英,逐渐成为财富的控制者和社会的实际支配者。通过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精英与资本相结合,赚得盆满钵满,而底层民众没有分享到发展的果实,反而被日益边缘化、模糊化和微缩化。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也日益积累系统风险,最终泡沫崩溃,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收入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造成阶层严重分化,进而带来底层民众强烈的挫败感和愤懑之情。“占领华尔街”及其后续运动就是一次系统的展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结果则更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在英国脱欧公投中,经济落后的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纷纷选择脱欧,而发达的伦敦选区则支持留欧。以上事件说明,并不热衷民意调查的广大弱势群体,在其根本利益受到重大威胁和冲击之时,愤然投出了自己手中的一票,从而扭转了整个国家经济命运的走势。由此,新自由主义遭遇重大打击,步入黄昏。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强调政府干预市场

 

        特朗普的政策要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反对全球化和自由化,主张加强贸易保护;第二,通过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开支来扩张财政,提振国内经济;第三,呼吁采取措施让美国企业回流,增加就业。然而,特朗普忽略了政策的内在逻辑性和可行性,其政策本身就自相矛盾。首先,反全球化方面,特朗普主张停止TPP,声称将对中国开征新关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WTO规则。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喧嚣。如果按照特朗普的主张,必将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黯淡,反过来也将重创美国经济。其次,财政扩张将成为美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虽然可能带来一时的经济复苏繁荣,但也必然加剧美国的债务困境。基于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发展必然不可持续。在不违约和不对外扩张的前提下,美国唯一的选择是开动印钞机,贬值美元以稀释对外债务。这必将导致美元信用危机,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最后,受益于奥巴马时期一系列提振美国制造业法案和新兴国家人力成本的上升,美国制造业近几年已经表现为回迁趋势。通过税收优惠并冠以祖国大义,特朗普引诱和迫使美国在外的制造业回流,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如果其执意建立超级贸易壁垒和超级移民壁垒,很可能会迫使原本有意回归的美国企业彻底迁离美国。从目前看,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仍然不成体系,性质上是从极右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极左的新保护主义,很可能为美国和世界埋下另一个祸根。

        对政府强烈干预市场的强调,以及政策体系的缺失,使特朗普的主张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禁让人联想起“大萧条”之后的德国。1933年之后,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纳粹德国走上了极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成为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异化形态。其经济政策核心可以表述为,大举借债兴建公共工程和发展军事工业,实行价格控制。从1933年到1935年仅三年的时间,德国就从一个赤字率和失业率高企的国家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这种做法根本无法实现财政的自我平衡。纳粹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和维护政党统治,如果不采用恶性的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就只能走上对外掠夺和扩张的道路。虽然现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往日,特朗普的主张应该不至于导致战争的恶果,但倘若其在机会主义上进一步异化和极端化,则前景难料。不过,特朗普主张所代表的弱势多数阶层若能与精英少数阶层相互妥协,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妥协的治国理念和方案,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相对较好的保守主义结局。反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性胜利,必然唤醒主流精英对底层民众的更多关注。精英阶层应已意识到,政治冷感与孤立主义合力之下,昔日的政府、媒体、民众权力结构正在重构,既定体系如果不革新,将失去吸引力,而正是这股力量导致了特朗普的胜出。不管有多不情愿,精英阶层若不希望看到特朗普政策带来的恶果,就必须通过谈判做出妥协和让步。

 

新自由主义式微的启示

 

        启示之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至上”仍应当是最高价值取向;精英集团必须受到非既得利益阶层的监督和制衡。这里的“水”就是广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撑起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却承受重压、默默无闻。“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权,也可以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原则,即“人民至上”原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贯追求和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先富帮后富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时移势易,国家治理不仅要追求效率,也要保障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0.3附近上升到近年的0.47左右。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层分化加剧,甚至已经开始触及社会稳定问题。此时,将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再次明确为“人民至上”,就尤为重要。防范改革利益被侵吞,真正实现“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根本上必须依赖于非既得利益阶层的监督和制约。

        启示之二: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更应反对极左的新保守主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坚持市场经济导向。新自由主义倡导极端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如今虽广为诟病,但并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导向。我们应去芜存菁,反思市场失灵的机制和政府的社会责任,重塑国家政策职能。同时,我们更不应忘记,集权和行政计划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更在纳粹执政时期引发了世界战争,其危害尤甚。既然如此,坚持以市场为主,仍应是我国改革所信守的原则。对于借助反对新自由主义而甚嚣尘上的极左言论和主张,我们更应警惕和批判。在市场体系建立前期,我国实施了很多行政式指令来调控经济,以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今我国经济规模也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愈发复杂。在此阶段,政府应从建设者转型为维护者,实现从“大政府、小市场”到“大市场、小政府”的转变,既让市场配置资源以充分激发经济活动的效率,又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建立、维护和完善市场规则,社会保障和公共品的提供,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尽其所长。

        启示之三:应建立“新的发展观”,强调民生优于增长,质量重于数量,物质富足与精神自由并行。毋庸置疑,若以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及其水平衡量,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应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也不能否认,这种增长是以对环境的破坏、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利用,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为代价的;并且中国粗放式的增长更注重短期效益,忽略了长期性的科技创新,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本身并没有错误,但经济发展绝不是仅仅指代经济增长,还包含经济社会结构,如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以及经济社会“质”的方面,如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国民文化素养和人均寿命的提高等。我们应意识到,缺乏效率的增长会造成产能过剩,并承受结构调整的苦痛;缺乏公平的增长会造成阶层的撕裂;不可持续的增长会带来弥漫全国的雾霾。事实上,片面强调利益增长,却忽略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正是本轮新自由主义退潮的渊源,我们理应有所警醒。

 

(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Overy, 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 1932-1938. London:Macmillan, 1982.

②路爱国:《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一些评价和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1期。

打印文章】【关闭
   © 2000-2017 中山大学 版权所有  粤ICP备05008892号 | 中山大学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人才招聘 | 图书馆